第九章[第1頁/共7頁]

262年，嵇康、呂安等人被司馬昭所殺今後，大師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談了，怕引發司馬氏的猜忌，玄學清談便跌入低穀，處於沉寂狀況。直到西晉元豐年間（291—300年），又呈現了第二個清談飛騰，此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。當代漢語中另有兩個成語，一個是“信口雌黃”，一個是“口若懸河”，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，後者出自郭象的故事。王衍職位很高，當了太尉，人又長得蕭灑，很會清談，最難能寶貴的是還頗謙善，如果他清談中有甚麼不當的處所，彆人指出來，他立即就加以改正，以是當時的人說他是“口中雌黃”。雌黃是一種顏料，在這裡是改正的意義，前人寫文章，如果寫錯了字，就在中間用羊毫蘸點雌黃點兩點，以是“口中雌黃”是隨口改正的意義。本來這是個好詞，厥後變成“信口雌黃”就成貶義詞了，這就不能算到王衍頭上了。郭象是個思惟家，他給《莊子》做了註解，並且借注《莊子》的機遇建立了本身的哲學體係。自郭象注《莊子》今後，《莊子》就被名流們所愛好，成了三玄的典範之一。郭象反對王弼以為“無”是“萬有”的共相的觀點，特彆反對“有生於無”。他以為“六合萬物”既是征象也是本質，宇宙中向來不存在“無”的階段，“六合萬物”不是從“無”產生的，而是本來就如許，是各自“自生”“獨化”而成的。“六合萬物”到底有冇有一個共相，或者說有冇有一個共同的本原、共同的本質，不過是兩個答案，一個是“是”，一個是“否”，王弼主張“是”，郭象主張“否”。主張“是”的一派，就是我們所稱的唯心主義；主張“否”的一派，就是唯物主義。在哲學史上這兩派一向存在著，誰也壓服不了誰，誰也克服不了誰，恐怕將來永久都是如許，冇有能夠也冇有需求尋求一個同一的答案。在實際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體論的兩翼，能夠說他倆是魏晉玄學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小我物。郭象的清談也非常高超，時人描述他清談起來如“懸河注水”，源源不斷，以是“口若懸河”就成了一個成語，描述一小我辯才非常好。

清談活動的真正式微是在隋唐建立科舉軌製以後。科舉軌製的呈現一下子把知識分子的重視力都吸引疇昔了，他們今後有了一個新的更好的表示舞台，一個新的更好的合作場合，也有了新的遊戲體例與遊戲法則，持續了四百年的玄學清談這才逐步退出汗青舞台。

今後今後，“清談誤國”“清談亡國”便成為眾口一詞的鐵鑄公案了。實在顧炎武在這裡攻訐的是魏晉時呈現的他以為弊端的一類思潮，既非清談這類活動本身，也非清談當中的統統思惟。如果我們細心闡發一下王衍們亡國的啟事，明顯並不在清談，而是當時的袞袞諸公（王衍所說的“吾曹”）既無治國的才氣又不儘力辦事的原因。清談與國事的乾係正如同看書、下圍棋、看電影、打高爾夫球與國事的乾係一樣，實在無所謂誤不誤的題目。當然，一個負首要任務的政治魁首如果丟下閒事不乾，一味沉湎在這些愛好裡，當然是要誤事的。但誤事的是“沉湎”，不是圍棋、電影、高爾夫球本身，隻要你不沉湎，下圍棋、看電影、打高爾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動，不但不會誤國，並且無益身心安康與精力文明。清談也是一樣，隻要政治搞好了，經濟搞好了，清談如何會誤國？王導、謝安都是馳名的清談家，他們何嘗誤了國，如何到王衍手中就誤了國？可見題目不在清談，題目在王衍。王衍冇有經邦治國的本領，又一天到晚高談闊論，不乾閒事，那不誤國纔怪。